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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革联:魏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点评

时间:2019-03-24 23:35:04

魏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辩护点评
 
【按语】导师邱兴隆教授在50岁生日时,约50名弟子点评其曾辩护的50个案例,并将其汇集编撰成书——《一切为了权利——邱兴隆刑事辩护精选50例》(2011年11月,中国检察出版社)。本文便是该50个刑事辩护案例点评之一。
一、关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与骗取出境证件罪的关系。
刑法第318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规制的犯罪主体是偷越国(边)境犯罪的组织者(以下称“组织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在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拉拢、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等行为的,属于刑法规定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
刑法第319条规定了骗取出境证件罪,规制的主体是骗取出境证件者(以下称“骗证者”)。刑法条文明确规定,构成骗取出境证件罪,需要有“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使用”之要件,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行为人可能同时有骗取出境证件的行为。可见,该两罪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点评人认为,分析该两罪之间的关系,需要分两种情形分别考察。
第一种情形:骗证者没有参与组织的行为。也就是说骗证者只是骗取出境证件,没有参与其他的组织活动,没有实施组织的行为。比如,某甲(组织者)找到某乙,请某乙帮助其为某丙(企图偷渡者)骗取出境证件。在此情形下,根据刑法规定,应直接认定某乙构成“骗取出境证件罪”,而不需要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共犯论处。
但在骗证件者与组织者并不同一的情形下,可能涉及共同犯罪的问题。比如,某甲系在组织者某乙的指挥和安排下,负责骗取出境证件之事项,那么某甲应该认定为组织者某乙的共犯。当然,骗证者相对于组织者来说,在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起次要作用,应该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从犯。有观点认为,刑法之所以将本来属于帮助组织者的骗取出境证件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罪名,是基于打击犯罪的需要将该共犯行为加以实行行为化了。所以,行为人为他人组织偷越国(边)境而骗取出境证件的行为,应该仅构成骗取出境证件罪,不能再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共犯。点评人认为,这样的理解有一定的合理性。刑法第319条规定应该主要针对的是在认定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共同犯罪存在疑问时的骗证者,及那些仅仅提供出境签证服务(骗取签证)而不参与其他组织偷越国边境行为的人。比如,从事办理出境签证的中介人员接受组织者的要求,为其骗取出境证件。毫无疑问,仅是骗证者也可能与组织者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而与组织者构成能该共犯。面对这种两可(既可认定为组织者的共犯,又可根据刑法第319条直接定罪)的情形,点评人认为,既然刑法明文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被告人应适用刑法第319条规定单独定罪(骗取出境证件罪)处罚。
据基本案情,本案中魏某除骗取出境签证外,只不过是给偷渡人员买至马来西亚的机票而已。点评人认为,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仅此不足以认定魏还有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组织行为。如不能认定魏某是组织者,那么根据前文的分析,只能依刑法规定对魏以“骗取出境证件罪”论罪处刑。
辩方从此角度为被告人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但法院裁判没有采纳辩方意见,认定魏某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共犯。如果法院裁判不是基于魏某还有其他组织偷越国(边)境行为,而是将其骗证行为直接认定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那么该裁判有违刑法明文规定。
第二种情形:骗证者还参与了组织行为。也就是说在一次犯罪中,行为人在骗证行为之外,还有其他组织行为。这意味着行为人之数行为触犯数罪名。此时,不存在共同犯罪的问题,那到底是定“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还是定“骗取出境证件罪”呢?比如,某甲在某次犯罪中,既有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又有骗取出境证件的行为,根据刑法理论,可根据牵连犯处断原则——从一重罪论处,或根据吸收犯处断原则——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主行为吸收从行为论处。当然,当组织者有数人时,也要根据各人在犯罪中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区分主、从犯
这里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在具体案件中行为人的数行为是牵连关系还是吸收关系。所谓牵连犯,是指出于犯一罪的目的,其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其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这就是牵连犯。所谓吸收犯,是指数个不同的犯罪行为,依据日常一般观念或法条内容,其中一个行为当然为他行为所吸收,只成立吸收行为的一个犯罪。触犯不同罪名的数行为之间具有吸收关系,即前行为可能是后行为发展的所经阶段;或者后行为可能是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
如果认定魏某除骗取出境证件外还有组织行为,那么因魏之数行为触犯数罪名,需要根据刑法理论上牵连犯或吸收犯来认定。不过是按牵连犯,还是按吸收犯处理,还需要根据具体案情来判断。根据基本案情,魏除骗取出境证件外,还给企图偷渡者购买至买来西亚的飞机票(姑且视为组织行为)。如认为魏“骗取出境证件”与其“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之间具有方法行为和目的行为之关系,则按牵连犯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论处;如认为魏某“骗取出境证件”系其“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所经阶段,或者魏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系其“骗取出境证件”的当然结果,那么则按吸收犯以“骗取出境证件罪”论罪处刑。点评人认为,是按吸收犯还是按牵连犯原则来认定,需要根据行为人的先后数个行为的情状来认定。魏先骗取出境签证,随后给偷渡者买去马来西亚的机票。显然,偷渡者乘飞机去马来西亚务必先办理签证,偷渡者去乘飞机到马来西亚是魏给其办理签证的自然结果或延伸
基本案情显示,辩方意见与法院裁判意见相左,就在于对魏某先后两个行为情状的理解上出现分歧。辩方认为魏的先后两行为具有吸收关系,根据实施行为吸收预备行为、主行为吸收从行为之原则,认为应认定构成“骗取出境证件罪”。本案法院裁判表明认为魏系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之牵连犯,即按目的行为论罪处罚。点评人认为,法庭裁判意见表面上似乎没有问题,但其缺乏对魏某先后两个具体行为关系和性质的分析,裁判法官似乎先入为主,用牵连犯处断原则——从一重罪论处来反推魏是否成立牵连犯。显然,法官的裁判在逻辑上存在问题。
点评人认为,我们分析行为人先后两行为是按牵连犯还是按吸收犯处断,先要分析两行为的具体情状,看两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是方法与目的、原因与结果之间关系,还是后行为是前行为的所经阶段、后行为是前行为的自然延伸和当然结果。只有在对行为人数行为之间关系正确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来。而不能先看哪个行为涉及的罪名法定刑高,就反推出是按牵连犯还是按吸收犯来处断。本案中,说魏某办理去马来西亚的签证与购买去马来西亚的机票之间具有方法行为和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的关系,实在有些牵强。
二、关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完成与未完成形态的理解。
本罪是行为犯,我国刑法理论传统观点认为,行为犯只要行为实施终了,就构成既遂的犯罪。点评人认为,行为犯只是一种学理上对犯罪行为的分类,尽管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该行为,则构成犯罪,但要判断该罪系既遂还是未遂,其基本标志和标准还是:犯罪是否未得逞。毫无疑问,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系直接故意犯罪,只要行为人有组织行为,那么就成立该罪,但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并非组织,而是要让偷渡者偷渡成功。比如,被组织的偷渡者某甲在海关过关时被截住了,我们能否说行为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得逞了呢?显然,不能。
根据基本案情介绍,本案虽然还有许振华等尚未归案,但如认定魏某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显然系共同犯罪,魏主要负责其中的一个环节的工作,就是给偷渡者骗取出境证件。组织偷渡的得逞,还需许振华及其后环节工作的顺利。实际偷渡成功的有5人,这部分当认定为犯罪既遂,而另外没有偷渡成功的8人,应按犯罪未遂或预备论处。显然,本案法院裁判忽略了这一重要情节。尽管鉴于本案涉及的次数较多(7次),即便组织偷渡成功者在10人以下,也不能仅据此否定结果加重犯量刑幅度(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适用,但辩方基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角度出发,提出该重要情节是必要且系工作尽责的体现。
三、关于在共同犯罪中,有行为人在逃的情况下主、从犯的认定。
我国刑法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可见,在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正确认定极为重要,直接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据基本案情,除许振华尚未归案外,被告人李明、魏某、周国财均已经归案。辩方从魏某所从事的事项在整个组织偷越国(边)境犯罪中所处的阶段和作用、魏所得或所分配的份额、与李明所做工作重要性的比较等方面,为魏某进行了有力辩护。毫无疑问,辩护意见有理有据,是十分到位的。遗憾的是,法院裁判却没有采纳该辩护意见,将魏某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主犯论处,判处其高达7年的有期徒刑。显然,该量刑明显偏重。点评人认为,这应该是本案法院裁判最失当和最失败的地方。如果说法院裁判因缺乏对魏某先后两行为关系的分析,对魏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定罪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除骗取出境证件外,仅给偷渡者购买飞机票的魏某以主犯论处,那实属难以理喻。
关于主、从犯认定原则和方法,多有学者论述。在此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共同犯罪中,有行为人在逃的情况下,如何认定主、从犯?点评人认为,此种情形对其他行为人主、从犯认定,应坚持三个原则:一是不影响原则。就是说,有行为人在逃,并不能必然影响对其他行为人主、从犯的认定。二是贯彻有利被告原则。即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认定为主犯的,一律认定为从犯。三是适度从宽原则。意即因有行为人在逃不能确认另一行为人主、从犯时,对归案的行为人之从犯量刑从宽幅度可相对小些。本案中,除不能确证魏某费用分配比例大小(自称提取10%),其所为事项在整个组织偷越国(边)境犯罪中所处阶段(准备)和所起作用(辅助)是清楚的。因此,就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认定魏某为主犯是明显错误的,尽管如认定魏某构成“骗取出境证件罪”的主犯是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