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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律师

邵阳唐某贪污/受贿等案一审辩护词

时间:2019-03-24 22:59:46

刑事辩护词
 
      【按语】该案指控四个罪名,辩护人提出其中一罪(滥用职权罪)名不能成立,部分涉案金额认定有误,且当事人构成自首。最后,一审判决采纳部分辩护意见,去掉一个罪名,减少部分数额,认定自首情节,三罪并非量刑为4年,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作为唐某(原邵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辩护人,本辩护人在多次会见、反复研读全案证据资料及进行必要的调查,特别是全程参加法庭主持的庭审活动后认为,本案所控“滥用职权”罪名不能成立,“贪污罪”犯罪数额(10.1078万元)有误,“受贿罪”(93万元)部分笔数不能认定,“挪用公款罪”(15万元)可免于刑事处罚。此外,唐某具有自首等诸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现扼要分述如下:
        一、唐某就李某办理所购湘运公司国企改制处置资产国土手续缴费向邵阳县国土局局长等人打招呼事项并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其一,涉案地块办理国土手续及缴费并不属于唐某之职权范畴。法庭调查表明,李某所购土地国土手续办理及缴费事项属于邵阳县国土局职权范围内事项,该事项只需要国土局土地市场股股长、分管副局长、局长签署不需要其他任何单位和人员签署意见。也就是说,其他任何单位和人员无权审批或决定涉案土地国土手续办理及缴费事项。正因为如此,唐某才向时任国土局长的艾某刘某(分管土地市场股党组成员)、刘某钢(土地市场股长)等人打招呼,请其在李某办理国土手续及缴费上给予适当照顾。
       其二,唐某并没有就李某办理国土手续及缴费事项越权作出任何决定、指示或处理。法庭调查表明,唐某就李某请托事项,虽然向艾某、刘某、刘某钢打过招呼,但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指示或命令,也没有签署过任何意见,而只是请国土局相关人员给予适当关照和优惠。而在唐某看来,也是基于自己系国土局的老局长,而且艾某也是自己推荐当局长的,认为艾详明应该讲情面——“肯定会买我面子”“适当关照一下”见侦查卷第3卷第102页】。然而,艾某、刘某和刘某钢在唐某打过招呼后,李某去找他们时,相互推诿,直到李某承诺给艾某好处(4万元)后才同意并办好土地证手续——这也印证了唐某无权决定或处理、也没有越权决定或处理李某请托事项之事实【见侦查卷第3卷第13页(唐某讯问笔录):过了10天半个月左右,有一次李某跟我聊天的时候,跟我说门面的土地证手续已经办好了,还给艾某送了些好处费。我当时就当着李某的面发了闹搔,说艾某不讲感情】。
       其三,更重要的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某就所购湘运公司改制资产在办理国土手续办理及缴费上造成国家有任何经济损失。在案的《湖南天圣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李某土地“应缴土地出让金801068.42元”的意见,不能作为认定造成国家经济损失的依据。理由如次:
       首先,该司法鉴定的鉴定材料和依据存在张冠李戴的严重错误。该司法鉴定的关键材料和依据【邵阳市人民政府-市政发[2001]36号:《关于调整市辖三区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金收取比例的通知》】规定的是邵阳市市辖三区(大祥 双清 北塔 )而非邵阳县协议出让国有土地出让金缴纳的情形——把邵阳市三区的帽子戴在了邵阳县的头上了,显系张冠李戴
       其次,退一万步说,即便邵阳县可以借用邵阳市三区的规定,该鉴定意见所针对的也只是国土局协议出让国有土地的情形,而非本案涉及的国企改制资产处置的情形,显系偷梁换柱
       再次,该司法鉴定完全忽略了邵阳县国土局并没有协议出让涉案土地给李某及李某购买涉案土地资产已经支付过地价款的事实。李某在购买该国有土地资产时已经实际支付过了200余万元的地价款【见侦查卷第4卷第6-7页李某的讯问笔录:问:你买地和办理土地手续一共花了多少钱?答:我原来一共花了200多万元来购买这块土地和办理土地手续】。据邵阳县[2003]28号《关于公布县城及各建制镇更新后的基准地价的通知》规定的标价计算,涉案土地的全额(100%)国有土地出让金为200.267106万元(=1259.70平方米*1589.8元/平方米。——李某购买湘运公司国企改制资产(含土地)支付的价款与邵阳县国土局如让涉案地块应该收取的土地出让金数额基本相当。毫无疑问,邵阳县国土局没有依法出让国有土地给李某,肯定不能向李某收取“国有土地出让金”,只能依法收取相关办证手续费用!
      最后,邵阳县国土局在办国土手续时收取李某的6万元费用的票据上写的费用性质也并非“国有土地出让金”,而系“土地转让金”!这与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所鉴定的“国有土地出让金”并非一回事。——显然,邵阳县国土局收取李某的该6万元“土地转让金”名不正,言不顺,没有法定收费依据,实际上就是一种乱收费行为!
      此外,至于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所鉴定的2002671.06*4%=80106.84元的契税,与唐某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案证据表明,唐某就李某涉案土地需缴纳契税事项没有向任何人打过招呼。
还需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当时邵阳县境内类似情形的收费,也并非按基准地价的40%执行,而是远远低于该标准【比如,《邵阳县04年度土地出让登记表》显示:4004年8月15日,湖南新飞工具有限公司,0033号,河西,21459.9平方米出让金50000元 //《邵阳县06年度土地出让登记表》显示:2006年12月13日,邵阳县华强粮油发展有限公司(谷洲镇)06-068号 7179.5平方米,出让金18000元;2006年1月12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河西 3330平方米,出让金70000元】——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按基准地价40%的收取土地出让金的规定,根本就不适用涉案李某购买国企改制处置资产的情形!
       综上所述,李某所购涉案地土地国土手续办理及缴费事项,并非唐某的职权范畴,唐某也没有越权决定或处理李某请托事实,更无法认定李某请托事项的办理及缴费导致了国家经济损失,因而依法不能认定唐某构成“滥用职权罪”
      退一万步说,本案《补充起诉书》所控唐某涉嫌的滥用职权罪,即便成立,也已过追诉时效,依法不应追诉。唐某涉嫌的滥用职权罪法定最高刑为3年,追诉时效为5年,所控滥用职权罪发生在2004年3月份左右,其后于2009年11月唐某才因与李某之间的经济往来涉嫌犯罪(2006年唐某就收受黎某2万元感谢费虽然违纪,但并不构罪,不构成追诉时效中断),显然,前后两次犯罪之间的时间超过了5年,即已过追诉时效。
       二、所控贪污罪犯罪数额101078元有误,准确的犯罪数额应为    94330.64元。
      《起诉书》认为唐某因职务调整事项以虚开的101078元发票报出了101078元为侵吞公款,但是该101078元发票除一份(第10号发票,票面5130元)为军队用的财政监制发票外,其余17份发票均系真实的机打税控发票,这意味着(101078-5130=)95948元的发票开出时实际向国家返回了税费6747.36【参见侦查卷第6卷第22页:共18份发票,其中第1-9号、16-19号共12份发票计72736元*8%(税率)=5818.88元;第11-15号共5份发票计23212元*4%(税率)=928.48元;5818.88+928.48=6747.36】。也就是说,唐某实际得到的公款为101078元-6747.36元=94330.36——该数额是本案以该虚开发票(101078元)报领款项造成的国家实际经济损失。
       需要说明的是,涉案的发票虽然是虚开的,但都是真实的税务发票,该票一旦开出,必然扣除税款的。该情形有如,某公司管理人员张三利用职务便利,去公司仓库偷拿一捆价值10万元钢材,当张三将该钢材运出仓库大门时,仓库看守人员按照公司规定扣回了张三相当于该钢材价值8%计8000元的钢材。表面上张三拿走了10万元的钢材,但实际上得到价值92000元的钢材,相应地,公司实际损失的也只有价值92000元的钢材。显然,司法机关在认定张三职务侵占时,犯罪数额只能为92000元,而不能认定为10万元。
      三、《起诉书》所列受贿罪的第四笔2006年收受黎某2万元、第五笔2014年中秋节收受黎某3万元,依法不能认定。
      其一,所控受贿的第四笔收受黎某2万元感谢费,依法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根据最高法院关于贿赂犯罪之司法解释之规定,该种情形受贿“数额较大”的起点为3万元,即收受贿赂3万元以上才能追诉刑事责任。2006年黎某因承揽包浴洲街到黄荆道路工程事项所送唐某感谢费仅为2万元,不存在需要累计受贿犯罪数额的情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没有达到受贿罪追诉的数额3万元的起点,因而依法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
       其二,所列第五笔收受黎某3万元,依法不能认定首先,黎某与蒋关心就此在时间、送钱、装钱方式、唐某是否知情等几乎所有的情节上的说法相互矛盾,且不能合理解释【黎某的说法是:2014年中秋节到唐某家里,离开的时候交给唐某妻子蒋关心一个装有3万元现金的大信封,蒋关心说不要这样,到时候唐某会骂人的。当时,唐某并不在场(—见侦查卷第4卷第90页)//  而蒋关心的说法是:2013年8月的一天,黎某到她家里。黎某和唐某出去吃饭时,从包里拿出一沓钱放在茶几上,并对唐某说,到时候我到下花桥开发区包工程还请多帮忙关照。唐某推辞不要并把钱放回黎某手上,还说放包里,以后再说。两人吃饭回家时,唐某提着一个纸袋子回到家里,放在卧室书房旁。第二天早晨,她和唐某一起清理那个袋子内装有2条软芙蓉王烟和3万元现金(—见侦查卷第6卷第119页)】。其次,无论是黎某,还是蒋关心的说法,始终没有唐某的供述印证,且唐某当庭明确其当场拒收了黎某给的礼金。因此,该笔所谓3万元送礼依法不能认定。
       四、2004年3月唐某因李某办理涉案土地有关手续及缴费事项打招呼,收了李某所送8万元,虽涉嫌受贿,但已过追诉时效,依法不应再予追诉
     《起诉书》及在案证据资料表明,唐某为李某土地出让金交纳事项打招呼及收取李某所送8万元,发生在2004年3月份之内,且该行为均无连续或继续状态。如前所述,2006年黎某送2万元感谢费只是违纪,并不构成犯罪,自然不能导致追诉时效中断。此后,直到2009年11月份以后,唐某才因与李某发生经济往来并涉嫌犯罪。根据现刑法规定,受贿8万元,法定最高刑为3年,经过5年即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该笔8万元受贿,也不应再予追诉。
       五、所控唐某挪用公款数额不大(15万元),挪用时间短(约6个月),且系借给黎某年底工地之急用,临时从站前区指挥部财务借用,该款并非唐某自己私用,唐某也未从中牟利,且案发前早已全部归还。同时,该款也并非系用于生息或支付利息的公款,尚未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
      《刑法修正案》(九)后,挪用公款罪之“数额较大”(5万元)、“数额巨大”(500万元)的标准均大幅提高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第二条之规定,“挪用正在生息或者需要支付利息的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但在案发前全部归还本金的,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举重以明轻,挪用没有生息或需要支付利息的公款,没有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的,更可以从轻或免除处罚。据此,恳请司法机关对挪用公款罪免于刑事处罚。
       六、所控唐某收取黎某20万元事实严重存疑,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该笔事实真实存在。
       首先,该笔指控的供述来源严重存疑。就该笔20万元受贿的指控,本辩护人会见唐某的过程中,他多次反映该笔受贿的供述笔录内容实系虚构而来【在纪委双规期间其系被迫从2万元开始、5万元、10万元、15万元、直到供认20万元而来——调取在纪委形成的所有笔录和视频即可明证,最早见于2016.5.25自书笔录】。其曾要求办案人员调取2013年11月份他的公务用车的行使轨迹及邵阳市魏源国际大酒店周围的监控视频等客观证据资料,但办案人员并没有调取。同时,唐某在侦查人员讯问过程中,他也多次请求办案人员对该笔事实予以核实【比如,侦查卷第3卷第173页(2016.8.18笔录):我收受的黎某20万元钱,我请求检察机关找黎某去核实这件事】。
其次,唐某案供述笔录关于款项存放、去向等情节的说法变化无常,不符合事理常情和逻辑,且不能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比如,侦查卷第3卷第159页(2016.8.17笔录):“黎某给我的这些钱,开始的时候我都是放在车子尾箱内的2013年11月底的一天,我从中拿出了10万元在邵阳县塘渡口的佳乐迪对面广场那里,在我的公务车上还给了李某。另外,2013年年底,我的小女儿唐催华生了一对双胞胎,我给她的2万元的红包,也是从黎某给我的这20万元里拿的;剩下的8万元我一直放在车上,做平时的零花钱用掉了。//侦查卷第3卷第135-136页(2016.7.16笔录):我还有一个请求是,我前段时间在讯问过程中我讲我先后借了李某20万元,一个是到长沙出差2次,一次3万元,两次6万元,做活动经费4万元,第二次在内蒙古找李某借了5万,永州借了5万,后来还给他时10万元是我从黎某的那20万元拿出的10万元但是我这次回想起来,实际我应该没有找李某借这20万元,黎某的这20万元应该都是我自己做平时花费用掉了。// 侦查卷第3卷第57-58页(2016.6.30笔录):2013年11月左右的一天晚上,黎某给我讲打电话,说他在老家看望他母亲返回邵阳市,住在邵阳市魏源宾馆,…。2013年11月底的一天,我从这20万元中拿出了10万元在邵阳县塘渡口振羽广场的佳乐迪对面,在我的公务车上给了李某,用来清还平时从李某那里陆续借的10万元现金。另外就是在2013年11月底,我的小女儿唐催华生了一对双胞胎,我给了5万元,包括红包2万元和手术费3万元,也是从黎某给我的这20万元里拿的。剩下的5万元我一直放在车上做零用钱用掉了】。——关于该款项的存放,说一个公职人员将20万元现金放在配有专职司机的公务车的尾箱里长达20天的时间,不符合常理。关于该款项的的去向,唐某笔录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2013年1月底退了李某10万元,小女儿生小孩送了2万元,余下8万元放在车上日常开支了;二是20万元自己全部日常开支了;三是退了李某10万元,小女儿生孩子送了2万元,交了手术费3万元,余下5万元自己日常开支了】,且没有任何一种说法有其他证据佐证,无法认定。
       最后黎某供述的说法也有悖事理常情,不足采信。一是黎某笔录称将2013年10月18日银行取款30万元现金放在车尾箱里,20余天后拿了其中的20万元给了唐某——显然,这样的说法,明显有悖事理常情。二是黎某、李晓行、黄勇等人为获得“补偿费”合伙借用别人公司资质参与投标,黎某负责具体操作,在分配收益时,黎某要黄勇承担2万元的运作开支费用、要李晓行承担5万元的运作开支费用,却没有提出要求他们承担给唐某20万元的开支费用的事实,这不符合常理和逻辑【侦查卷第4卷第27页(李某笔录):开标之后,黎某就说要我和李晓行承担7万元钱的开支费用,我表示同意。// 侦查卷第第4卷第85-86页(黎某笔录):按约定来说,应该给黄勇、李晓行45万元,其中黄勇15万,李晓行30万。但我和他们说要扣除一些开支,因为扣除了黄勇开支2万元、李晓行的开支5万元,最后我转了38万给黄勇和李晓行(全部转到了黄勇卡上)】。三是作为需要分担运作开支的合伙人黄勇、李某、李晓行,对黎某支付了所谓20万元的大笔开支一无所知,也不符合常理。四是如黎某2013年11月10日左右真的叫朋友颜胜海在邵阳市魏源国际大酒店开房,那么司法机关何以不能调取提供开房登记记录之客观证据予以佐证,而且也不提供颜胜海的证言佐证。
       此外,黎某的证言,明显有悖常理和逻辑,却并没有出庭质证,因而依法不能得到法庭采信。
总之,所控唐某2013年11月份在邵阳市魏源国际大酒店收取黎某20万元,不仅黎某的说法有悖常识和逻辑,唐某供述笔录自相矛盾,也无法说明资金去向,而且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足认定。
       七、唐某具有诸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认罪态度较好——(1)就涉嫌受贿罪名以外的其他犯罪构成自首,(2)坦白受贿犯罪事实,(3)积极配合办案单位追赃,全部赃款及非法所得追缴到位。(4)在押期间积极组织抢救一名突发疾病,生命危在旦夕的同监在押人员,具有立功表现。
      就自首而言,本案《起诉意见书》载明“犯罪嫌疑人唐某涉嫌受贿一案于2016年3月24日,由中共邵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将线索移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初查。2016年4月14日,经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批准,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唐某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这表明纪检、检察机关掌握的线索只是“涉嫌受贿”,而涉嫌其他犯罪并非纪检检察机关所掌握的,应该系唐某到案后自己主动交代的。可见,唐某涉嫌受贿以外的其他犯罪,均应认定为自首(准自首)。需要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唐某虽然对以发票报领款项之性质有异议,但是其对事实并没有否定!
       最后,恳请人民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和情节,依法对唐某做出一个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公正合理的判决。
       此致
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革联
                                                      2017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