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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律师

娄底周某涉黑案律师意见书

时间:2019-12-24 12:17:55

周某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敲诈勒索
/强迫交易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案
律师意见书
 
      【说明该案经过辩方及家属的共同努力,终于在审查起诉阶段摘掉了戴在周某头上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之涉黑帽子,还去掉了涉嫌的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贪污罪名,最后检察起诉了滥用职权/受贿两项罪名。
       作为周某【原和家检测站(正科级事业单位)副站长/娄星区治超办副主任】的辩护人,本人在认真听取周霞本人反映的涉案情况和意见及仔细阅卷的基础上认为,(1)公安《起诉意见书》移诉的周某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完全不能成立。(2)监察《起诉意见书》移诉的周某涉嫌共同“贪污罪”【12万元,和家检测站四个班子成员每人分得3万元】,实属于违纪行为,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滥用职权罪”依法不能成立;“受贿罪”【 总计10.5万元】部分涉案事实定性错误,部分指控不实。现分述如下:
      
 一、和家检测站、娄星区治超办路面治超执法队员尽管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完全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定特征,周某依法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我国刑法(第294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该同时具备以下四个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该四个特征【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危害性特征】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构成的四个要件要素,缺一不可。
       我们认为,作为和家检测站和治超办负责路面治超执法的队伍,明显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之法定特征。
       其一,和家检测站及娄星区治超办系地方人民政府组建的行政执法机构,其设置的路面执法中队,不具有非法组织性。
       和家检测站于2010.7.28开杆成立,系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交通部批准成立的一级治超检测站,是娄底市公路局二级事业单位,负责娄星区域内的治超工作。娄星区治超办系2014.12.15娄星区人民政府抽调公安交警、交通运政、公路等10余家单位组建而成的联合执法临时机构。周某作为和家检测站副站长或治超办副主任(2018.4.1)、刘立辉等人作为下面的路面执法中队长,都是经组织或单位依法依规任命的,不具有非法性。同样,周某与各中队长之间是单位同事关系,也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之间的身份等级和隶属关系,单位的规章制度也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所要求的帮规等组织纪律。——显然,公安《起诉意见书》称“基本形成了一个以治超办领导、执法人员与社会人员相互勾结的犯罪组织,直到2018年10月案发”,是对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机构及其人事任命的否定和严重曲解,以致作出如下有悖事理常情的的错误认定:
       一是,把作为单位同事的王某辉等中队长参加周某家红白喜事活动,都作为周某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核心的重要依据。显然,作为单位同事,相互参与对方家里重大红白喜事的活动,都是人之常情,不具有非法性。
       二是,把娄底市公路局对和家检测站领导之间的分工调整视为周某在单位里面打压、排除异己。比如,2014年6月,原站长熊某因单位设立“小金库事件”被上级调离和家检测站;娄星区公路局因湖南经视曝光当时负责路面执法的王某发短信要求各中队长照顾冷水江钢铁厂的14台超载车辆被查处而调离路面执法负责岗位;原站长匡玉平因身体原因辞职站长职务。——显然,这些事项都是上级党组织根据违纪事实和程序所做的决定和处理,即便周某有举报违纪的情形,也不能认定是周某的打击和排除异己,除非周某存在故意虚假举报的问题。
      三是,把单位领导对单位工作人员的正常监督或工作岗位变动,当做周某个人为树威打压不听话的同事。比如,路面执法中队长王某辉曾因私下收取超载车主好处擅自放行超载车辆,被调离路面执法中队【公安卷3/85(周某笔录):2015年的一天,石小科当面和我讲了一件事情,说王某辉抓获了一辆超载在远东停车场,车子司机给王某辉3000元,车子没办任何手续就放掉了。我把这件事直接向欧纲(站长)要报告了。欧纲要说他自己去找王某辉进行谈话处理。过了几天,我去问欧纲要对王某辉的事情是如何处理的。欧纲要告诉我王某辉已经把3000元推掉了。我看到欧纲要问我的意见,就是告诉我处理结果,也就没有对王某辉这件事发表意见了。事后补救,我们班子成员开会时,欧纲要提出把王某辉、周波调到稽查队,没有将具体原因,因为班子成员都在外面听到过风声说王某辉、周波是在外面乱搞的人,乱收钱,乱放车,在会上我们都同意了欧纲要站长的意见】。同时,从2015年王某辉因被发现存在违法违规私下收取当事人好处放车被调离路面执法岗位的事实可以看出,周某并不存在袒护、包庇下面执法中队人员的问题。
四是,该《起诉意见书》(P7-8)将2017.9王某辉等五名中队长背着周某私下收取涟源市斗笠山镇金铃采石场老板易秋辉给的好处(保护费)放纵其超载车辆的事情,作为以周某、王某辉为首的黑社会组织正式成型的标志性事件,更是匪夷所思【公安卷4/81(王某辉笔录):问:易秋辉为什么要送钱给你们?答:当时他们的工程比较急,要赶工期,他怕我们去查他的车子,不仅会罚更多的钱还会把车扣到停车场耽误工期。他交钱给我们就是要我们保护他的货到位,要我们不要去抓他的车子。问:你们收这个钱你们领导是否知道?答:领导应该不知道。问:你们收了这个钱是如何分配的?答:我们五个人各自收了钱自己拿着(说明:系4万元/人),都是易秋辉直接给我们的个人的,没有再分配给谁了。问:你们收了钱以后是怎么做的?答:我们就没查过易秋辉运输的货车了】。而易秋辉事件,虽然有涟源市公路局副局长(谭志平)带了两条烟和一盒茶叶找过周某讲好话,但是周某的回复是:“我说没有办法,超载太严重了,只能按正规的处罚,还是对姓易的老板进行了处罚了,之后这个姓易的老板就没来找过我了,也没和我联系过”【公安卷3/66】。——可见,王某辉等中队长是背着周某私下收取好处而放行超载运输货车。显然,这样的一件事情,与公安试图指控“周某与王某辉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就成型”不仅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也否定了所谓的周某与下面执法中队长合伙以执法为手段谋取私利的说法。
       可见,周某与路面执法中队长们之间,只是依托和家检测站/治超办单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之关系,除此之外,并未其他非法的组织性关系。
       其二,本案并无“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必备的经济特征——通过违法犯罪获取支持所谓组织活动的经济实力。
       众所周知,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暴力为手段通过多种途径获取高额利润,积累巨额财富,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通过收取保护费、绑架、抢劫等原始暴力手段获取经济的原始积累,绝大多数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形成的初期都是通过这种手段来积累财富的;(2)通过开设赌场、组织卖淫、贩卖淫秽物品、贩卖妇女儿童或人体器官、偷渡、走私毒品等违法行业和违法服务等获取高额利润。
       而本案虽然王某辉等执法队员在外执法过程中,除完成单位下达的罚没款指标任务外,私下确实存在不少收取违法企业或个人的好处(“保护费”)的事实。但是,他们的违法行为是背着周某做的,并非周某的授意或指使的,而且如果发现或接到群众举报治超办的执法队员在外面乱收费乱放车的行为,周某等班子成员并没有袒护或怂恿【公安卷3/84(周某笔录):问:你单位路面执法组的中队长等人在执法过程中是否有收取司机或企业“保护费”的情况?答:我只听到过他们路面执法组的人在执法过程中通过私放超载车辆收取红包的情况,但他们具体有没有收取司机或企业的保护费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问:你单位路面执法组的中队长等人在外收取司机或企业“保护费”一事,事先有没有向你报告过或和你进行商量?答:没有。】。当然,无须讳言,作为单位班子成员的周某确实存在对下面执法队员的监督不到位的问题。
       公安《起诉意见书》把王某辉等执法中队长各自在外违法违纪收取好处费,视为谋取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和活动而获取的组织经费,也不符合事理逻辑和法理常情。——因为:一是,各执法队员私下收取的好处费,都是其个人所得,不存在需要交付给周某或一个什么组织/集体,他们因此涉嫌违法犯罪,都会承担自己相应的法律或纪律责任;二是,不存在任何所谓的组织性违法犯罪活动。——周某平时偶尔与单位同事(包括执法队员)一起休闲及参与打牌的娱乐活动,显然也并非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活动或犯罪活动。
      其三,治超办路面执法队员的不规范执法及私下收费行为,明显不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所要求的行为暴力性特征
      首先,治超办路面执法队员对违法企业或个人超载车辆的查处是职务行为,具有合法性,明显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为非作恶,气压群众具有本质的区别。
      其次,治超办路面执法队员的执法活动,必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是法律与执法的性质所决定的,显然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不可同日而语。
     再次,治超办在对超载源头企业和个人的查处过程中收取或索要好处费,不能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打压和敲诈勒索。因为对超载源头治理是治超办的常规工作,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超载企业是其本职工作,显然不能视为对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打压,执法人员私下收取源头企业或个人好处的,尽管有的具有敲诈勒索的表象,但本质上还是一种权钱交易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受害单位私下交钱(保护费)给路面执法中队长,目的是为了让其超载源头企业或个人不受到查处,明显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根本不存在所谓受到执法队员的欺压和残害之说。
      其四,治超办路面执法队员不论执法是否规范,都不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具有的非法控制(危害性)特征
      首先,治超办路面执法是执法队员的法定职责,不存在所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的事实。也就是说,不存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之构成要件要素。
      其次,治超办路面执法虽然具有地域范围,但是这只是法定执法区域。同时,执法权的法定专属性,也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具有本质区别。
      再次,治超办的路面执法,必然给区域内相关违法企业或个人利益带来一定影响,但是这是治超执法必然带来的结果。而且,只有这样的不利影响,才能抑制企业或个人违法超载。——显然,这样的不利影响,不能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之“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危害后果。
      最后,治超办路面执法队员在执法过程中采取的“盯梢蹲守”等方法,并不具有非法性,相反,如果没有私下收取“保护费””的话,还可以说是执法的严格。至于所谓的“钓鱼执法”,实际上并非事实,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治超办执法队员故意引诱相关企业或个人司机超载,然后又在途中截获处罚的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公安《起诉意见书》得出的结论为,治超办执法队员的行为,“对娄星区货物运输行业形成了非法控制,源头企业、物流公司、货车车主深受其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破坏了娄星区的经济、生活秩序,形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社会危害及其严重。”(P11)——这样的认识至少犯了一个原则性立场和逻辑上的错误,因为治超执法队员对区域内违法超载行为必须依法查处,并不是非法控制;而超载企业或个人因被查处而利益受损是其违法超载的必然结果和代价,这样的损失怎么能说是“深受其害”和“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显然不能,除非是站在违法超载企业和个人的利益立场。
     综上所述,依法成立的和家检查站及娄星区治超办的王某辉等5名路面执法中队长在执法过程中,私下收取/勒索超载车辆所在企业或个人好处费就对其超载车辆不予查处,都只是执法过程中出现的涉嫌犯罪的问题,完全不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性质和特征。而周某作为分管治超工作的副站长及治超办副主任(2018.4.1)虽然存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授意、指使王某辉等中队长的违法行为,其实际处于被王某辉5名中队长架空或被蒙蔽的状态。——公安《起诉意见书》试图把王某辉等中队长在执法过程中私下收取司机或企业的好处(“保护费”)的事情与对此并不知情的周某挂钩,进而认为周某与王某辉等五名中队长形成以执法权来获取非法利益的共同体,甚至以此作为周某与王某辉等中队长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及“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依据,显然不符合事实和法律逻辑,依法不能认定。
       此外,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像本案将一个政府组建的治超执法机构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违法问题,也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打击,在全国应该是绝无仅有!——如果一旦成案,被传到网上传播,可以说,对整个娄底市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都是抹黑。显然,这和当前一些地方存在对“扫黑除恶”下指标的问题不无关系。对此,2019年3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回应强调:对于“扫黑除恶”下指标问题,最高检去年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必须严格把握逮捕和起诉。“逮捕的时候,必须弄清楚,不是黑社会的,就不能按照黑社会批捕。不是这个犯罪,就不能按照这个罪名起诉。这是我们检察机关能够做的,这很重要。”不久前中央召开的一期扫黑除恶专题调研座谈会,也明确指出当前要重视防止六种苗头性问题”。其中第一种苗条就是“随意定性、乱贴标签”。由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声势强大,个别地方和部门把专项斗争当成“”,搞“搭车执法”,以偏概全,偏离了专项斗争的原旨本意。——显然,本案的情形,就是“随意定性、乱贴标签”的典型案例。
最后,辩护人期待并相信本案检察机关及公诉检察官能够以正确的政治与法律站位,坚决抵制案外因素可能的干涉,恪守司法职守,依法严格审核审查,纠正本案警方“随意定性、乱贴标签”的错误——摘掉戴在周某头上的涉黑帽子,彰显司法正义。
   
  二、所列周某收取“保护费”,实际或是接受请吃,或是收受土特产(鸡蛋+猪肉/牛肉),或是收受烟酒/个别红包,显属违纪行为,根本不涉嫌“敲诈勒索罪”。
     《起诉意见书》所列11笔事实情况:第1起【2018.5周某先后请吃两餐】;第2起【2017春节前黄正兵送10斤牛肉+20猪肉/2018中秋节前送20斤猪肉】;第3起【2018.3-4彭辉煌请吃一餐】;第4起【2018.5刘安平通过王新杰(连滨派出所所长)请吃一餐+500元红包】;第5起【2017.10曾桂文通过曾庆智(治超办工作人员)请吃一餐+1条烟+1袋猪肉】;第6起【2017.5胡立华(周某战友弟弟)请吃一餐+2018.7在胡立华家打牌时没带钱借了胡立华妻子5000元打牌(尚未退还)】;第7起【2017.7-2017.9易秋辉先后两次因超载被查获,到周某办公室分别送5000元。——实际情况是易秋辉通过涟源治超站颜治平介绍在娄底一茶馆三人一起见面的,带了2条1916香烟+茶叶一盒,涟源公路局副局长(谭志平)也给易讲过好话,但周某都没有答应,要求曾庆智和王某辉依法查处其超载车辆(公安卷3/31)】;第8起【2018.6禹要群在周某办公室送了3000元——周某供述笔录显示在办公室收了禹要群2000元,但周某在与辩护人核对涉案事实过程中说该笔不是实情,禹要群根本没有给过他2000元/3000元,连烟酒请吃都不存在】;第9起【2017下半年王校元找了纪委及市交警支队领导说情,送过2000元+50个鸡蛋。——周某在与辩护人核对涉案事实的过程中,称不存在有送2000元的事情,其不实笔录纯属配合办案人员为交差所做】;第10起【2017-2018邵良平多次请吃+送牛肉+鸡蛋,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四次送红包2000元/次;2017.11送过4000元(:该起被监察《起诉意见书》列为涉嫌受贿事实)——在辩护人核对涉案事实的过程中,周某承认邵良平是送过红包,但没收她的(监察卷25/152邵良平笔录:“在车上,我问他为什么不收红包,他和我说:我和你之间不发生金钱往来,只真心的交朋友”。//我比较欣赏他,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153:期间大概帮超载司机向周某打过20次左右的招呼,每次他都给予了照顾,将400元/吨的处罚标准减免按300元/吨处罚(:按300元/吨,符合当时的处罚标准范围),大概2017.11,周某跟我说他们的处罚标准变成了500元/吨,他不能再减免处罚,除非司机家里是扶贫对象或村委会出具贫困证明之类的,之后我就没再找他减免对超载司机的处罚。】;第11起【2017年、2018年初、端午节,王某香通过先后通过娄底市交警支队毛明祥及周某的战友曾志亮请吃两次+4条烟+20斤猪肉+周某父亲逝世吊唁1200元礼金(谢建桃经手)——公监察卷25/136王某香笔录:问:你请周某吃饭并送他物资后,他给了你什么好处?答:因为我就只给他送了点物资,我觉得这次吃饭后他并没有给予我什么关照】。
       纵观上述所列11笔事实(暂不论是否完全真实):一是,除第10起邵良平存在先后四次拜节送礼累计上了10000元的红包外,其他送红包3起都没有超过5000元,有的只有500元,基本都是送些鸡蛋、猪肉、牛肉之类的东西;二是基本都是通过找周某的或战友、同学或作为公职人员的朋友出面才与周某见面的三是,周某对这些相对人的处罚也在当时的处罚标准幅度范围之内。——无疑,这一切说明:(1)至少周某个人在执法过程中是比较严肃和规范的【监察卷4/96(周某笔录):问:你在把关具体处罚标准的过程中有没有收受过司机车主的财物?答:没有。我绝对没有利用把关具体处罚标准的权力收受过司机的任何财物,如果你们查到我在具体把关处罚标准的过程中收受过司机车主的财物的话,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2)相对人基本就是送点鸡蛋、猪肉、牛肉、羊肉之类的东西,这与敲诈勒索一般所针对的财物有明显的不同。同时,表明周某平时基本都是拒收相对人的红包的,可见其并非贪财之人【这从周某家庭除自住房外无其他资产及共才查扣仅3.2万元银行存款的状况也可得到印证】;(3)周某平时尽量避免直接与相对人接触和发生往来,相对人基本都是通过周某的战友/同学/朋友/公职人员出面主动找过来的,其间交往不存在带有任何威胁、胁迫、逼迫等任何形式的强制性。总之,周某不存在以非法占有相对人财物的任何主观犯意,也无任何敲诈勒索性质的任何客观行为,完全不涉及敲诈勒索犯罪的问题。
       可见,《起诉意见书》将该11起事实列为周某涉嫌敲诈勒索罪的事实,明显是贻笑大方之举。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敲诈勒索”系办案单位及办案人员是为了配合案外势力试图给周某贴上“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标签而必须做出的一个涉黑罪名。辩护人确信,就所列该11笔所谓涉嫌敲诈勒索的事实,负责该案审查及审判的检察官或法官,即便受到案外势力的干扰,也是不可能做出有悖法律常识与逻辑的违心认定!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王某辉、彭某、曾庆智等负责路面执法的中队长,在外执法过程中背着周某确实做过不少带有敲诈性质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认定为索贿更为准确)。然而,他们的这种违法行为不论被认定为敲诈勒索,还是被认定为索贿,根据罪责自负之原则,他们均须依法承担自己相应地刑事责任,而不能把刑事责任加在周某身上。因为他们的违法行为都是背着周某做的,周某与他们没有任何的通谋,也无任何的授意、指使。也就是说,周某与他们并无共同的主观犯意和客观行为。——周某就此不能构成共同“敲诈勒索”或“索贿”。
       比如,《起诉意见书》所列彭某、王某辉等五名中队长共同收取“保护费”涉嫌敲诈勒索罪项下唯一一笔与周某有关联的事实,就是蛇形山镇世瑞采石场+西冲采石场(该两采石场老板是王某香)超载源头企业查处的事情。因该两采石场超载情况比较严重,2017年治超办采取关停整顿1次,2017-2018年世瑞采石场被关停整改2次。期间,2017年西冲采石场出来的超载货车被治超办查获,当时蛇形山镇治超办主任秦波涛来娄星区治超办找到娄星区公路局卜志斌副局长讲好话,请求不查处源头企业(西冲采石场)。但卜志斌和周某认为必须区政府的规定查处,于是被公安停供火工产品一个月。其后,蛇形山镇人民政府打报告要求恢复生产,经治超办突击检查验收才得以恢复生产。不久,世瑞采石场出来的超载货车又被治超办查获,王某香便通过当地政府领导等人找周某说好话,要求不要查处世瑞采石场了。但是,周某还是明确说不行【监察卷4/84:她通过蛇形山镇人大主任和垃圾厂厂长梁育明来办公室找我,并带了两条黄鹤楼1916香烟给我,要我只处理超载车辆,不要查处世瑞采石场算了。我说不行,必须按规定处理,并拒收了这2条烟】。其后,王某香通过周某的战友曾正亮、毛明祥(交警大队)出面请周某一起吃饭,并送了4条烟,也送给猪肉、羊肉。期间,王某香还托和中队长王某辉熟悉的谢建桃拿钱去处理与周某的关系,但是周某都是予以拒绝的,实际上也没有给王某香有什么特别的关照【监察卷25/136:王某香笔录:问:你请周某吃饭并送他物资后,他给了你什么好处?答:因为我就只给他送了点物资,我觉得这次吃饭后他并没有给予我什么关照。//143(谢建桃笔录):过来10多天,从世瑞采石场出来的车辆有被抓了,治超办又来关停采石场火工产品一个月,王某香到处香找关系疏通一下,看能不能不停产。我也在帮忙找人,当时我找到王某辉,问他和周某关系如何。王某辉说还可以。后谢建桃和王某香说好,要王某辉去试试。谢建桃给了王某辉8000元活动费用。过了几天王某辉打电话给谢建桃,说东西送不出去,周某不接,要谢把东西拿走,但谢一直没去拿】。
       然而,王某香在无法通过周某得到实质性的关照的情况下,便找到中队长彭某,并和彭某私下约定只要不查她的两个采石场的源头企业她一个月给15万元费用(王某香先后交了3个月共计45万元给彭某),并说她和周某关系不太好,要求彭某去处理周某那的关系,彭某答应。接着,彭某又和王某辉等其他路面执法中队长一起商议收费分配方案和如何照顾王某香采石场【公安卷6/57-61:彭某自己收王某香15万/月,和王某辉收拾12万元/月,和其他中队长说是10万元/月。——足见该人的贪婪】。然而,无法理解的是,彭某竟在笔录里说每次收到王某香给的15万元,都给了周某3万元。——对此,不知是办案人员故意作假的原因还是彭某自己主动说的。当然,周某就此作出了明确否定的回答【监察卷4/90:问:王某香有没有通过中队长找过你?答:我上面讲了彭某带着邓海燕、姓谢的业务员来我办公室找过我,但是彭某没有说一句话。问:王某香到底有没有通过中队长拿钱给你?答:没有】——显然,试图通过做成彭某从自己私下收取得“保护费”中拿出了9万元给周某之情节,来指控周某与彭某等中队长合伙敲诈之目的不能得逞。
       更是无法理喻的是,周某供述笔录里竟然有自己收受王某香采石场的谢姓业务员(谢建桃)偷偷给的一个10000元的红包的记录【监察卷4/85-86】。同样,对该笔录说法,王某香和谢建桃均予以了明确否定。——显然,这一切异常现象表明,不排除有人试图通过作成周某拿彭某他们私下从王某香那收的所谓“保护费”(9万元)之情节,来指控周某与彭某等中队长共同收取所谓“保护费”,进而坐实周某与彭某等中队长共同构成“敲诈勒索罪”这一涉黑罪名,以达到指控周某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然而,雁过留声,水过留痕。作假总会留下痕迹,最终都会呈现在阳光下,也得不到司法的认定。
       综上所述,王某辉、彭某等路面执法中队长背着周某私下收取王某香等相对人的好处费用,不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周某本人因主观犯意和客观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
       
三、监察《起诉意见书》所列周某涉嫌的“滥用职权罪”,依法不能成立。
       从该《起诉意见书》的表述来看,就涉嫌滥用职权罪名,实际上涉及三个事情:(1)和家检测站实施“月票”治超模式;(2)和家检测站截留部分“月票费”资金设立单位“小金库”事项;(3)2014.9—2018.10周某分管的治超办路面执法中队5名中队长采取“选择性执法”等方式,收受或勒索车载车辆或相关企业的财物,放纵超载车辆的查处。我们认为,周某就该三事项均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现分别阐析如下:
       其一,周某就和家检测站在治超工作中实行“月票”制度——以罚代管+少罚多超,并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首先,在案证据表明,和家检测站(2010.7.28成立)在治超工作中实行“月票”制度并非周某(包括王某)擅自决定的,而是娄底市政府及市公路局根据当时治超工作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决定周某缺乏滥用职权罪的前提性构罪要件。
      无须讳言,以“月票”方式治超确系不符合国家法规,但当时系全省乃至全国通用的治超模式。而本案和家检测站“月票”制度的来源实际情况是:2010年9月,和家检测站成立后实施娄星区公路管理局原来实行以缴纳“公路补偿费”模式的过程中,因查获到鸿通物流超载车辆后,司机不愿意缴纳公路补偿费,并集体开货车围堵娄底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后,经市政府、市信访局多次了解情况和组织和家检测站及鸿通物流公司、涟钢集团代表、市公路局路政科协商,经市政府领导签发,决定和家检测站按每台车500元/月的公路补偿费标准收取涟钢集团控股的物流公司(涟钢物流+鸿通物流+振兴物流)车辆的超载车辆费用——俗称“月票费”【监察卷4/17;监察卷16/3-5:《娄底市公路管理局<关于涟钢公路运输问题的诉求报告>处理情况报告》—娄路路政[2010]212号:该文件系时任娄底市副市长邓建平2010.10.11签发】。这就是和家检测站“月票”制度的来源。
       而市政府签发同意实行“月票”制度的文件后,金惠物流打报告到市政府主要领导签字后,确认金惠物流也按“月票”制度执行。此后,华天物流、周某车队等企业也要求按“月票”制度实行,于是和家检测站班子成员在站长熊某办公室研究一致决定对其他超载车辆也执行500元/月的“月票”制度【监察卷5/40-41(2010.8-2014.11,实际处罚标准);监察卷4/17;监察卷34/63】。——这也是执法公平的体现和要求。实际上,当时在没有采取的有公安交警、运政、安监、工商等多个部门等参与的联合治超模式——区政府成立治超办治超的情况下,实行“月票”模式也是有效和有利的——因为面对当时普遍超载的现实,不实施“月票”制度,势必有更多的超载车辆得不到规制,而且治超队员上路拦截超载车辆不仅效率低下,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至于“以罚代管”+“少罚多超”,那是实行“月票”模式治超模式内含的必然的一个负面效果。
      上述事实表明,和家检测站实行“月票”治超模式,不论是对涟钢集团控股的三物流公司,还是对其他物流公司或车队及个人实施,并非和家检测站站长熊某个人擅自决定,更非副站长周某个人擅自决定的。可见,监察《起诉意见书》称周某/王某擅自决定实行“月票”治超模式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因此,本案认定周某构成“滥用职权”缺乏前提性构罪要件。
      此外,和家检测站只是所属娄底市公路局的一个二级事业单位,并不具有独立的行政执法权,有关“月票”治超模式只是执行市公路局市政府的决定,如果说滥用职权,责任主体也是市公路局和市政府,因为市公路局及市政府没有批文,也就不存在“月票”治超模式。
      其次,没有证据证实和家检测站因实施“月票”治超模式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滥用职权罪”的结果构罪要件。
      众所周知,“月票”治超模式,真正可能带来损失就是超载车辆对公路+桥梁方面的损害,这也是政府之所以要治超的真正原因。然而,辩护人认为,这样的损失,目前也无任何证据证明损失到底是多大。如果认为实行“月票”治超模式,因“少罚多超”给国家带来罚款收入的减少,那么,这样的所谓“损失”也不是周某或王某个人擅自决定所带来的,而是娄底市政府及市公路局决定和家检查站实施“月票”治超模式的必然结果。而且,这样的所谓损失,在现实生活里不可能确定,只可能是一个理论上存在的不确定的数额——因为在现实执法过程中,路面执法中队再怎么努力和严格执法,也不可能做到对所有的超载车辆进行截获和处罚。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和家检测站实施“月票”治超模式以来,给公共利益、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多少实际的损失。
      如果《起诉意见书》认为和家检测站截留部分“月票费”资金作为“小金库”,导致应该上缴国家财政的资金减少,因而造成国家和人民重大损失,那么我们认为,这样的认识因不符合法理逻辑,因而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实行“月票”治超模式与截留“月票费”资金设立“小金库”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两者之间没有法律意义上因果或逻辑关系。换言之,实行“月票”治超模式,不能必然导致“截留月票费资金的必然结果”。因此,和家检测站截留“月票费”资金设立“小金库”,不是实行“月票”治超模式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
       总之,和家检测站实施“月票”治超模式,并非周某/王某擅自决定的,也无证据证实月票治超模式致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多大的实际损失,因而周某就此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其二,周某就和家检测站截留部分“月票费”资金,设立“小金库”事项,并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首先,周某没有滥用财务职权的基础和前提。显然,是否截留部分“月票费”资金以设立“小金库”属于财务职权范围事项,因此,即便存在滥用职权,也只是滥用财务职权。而周某当时分管的是业务工作,并无财务职权——也就是说,周某没有可供滥用的财务职权。既然周某没有可供滥用的财务职权,何谈构成滥用职权罪呢?此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其次,和家检测站截留部分“月票费”资金,设立“小金库,并非周某擅自决定的,而系当时主抓全盘工作且分管财务工作的站长熊某决定的。因此,即便追究相应的纪律或法律责任,直接责任人也是当时分管财务工作的站长熊某,而非分管业务的副站长周某或其他不分管财务工作的班子成员。
      再次,截留“月票费”资金以设立“小金库”的提议及“小金库”的管理,也并非周某,而系站长熊某。【监察卷19/8(副站长王某笔录):熊某、周某、王某和我,还有财务股长兼会计罗峰,在熊某办公室开会,会上熊某介绍了近期单位资金运作情况及单位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顺便提出了要在单位设立小金库的事情,熊某还提出可以把小金库的钱用于单位日常开销职工福利过年过节到相关部门去协调的费用以及单位不能列支的开支。//监察卷34/63(站长熊某笔录):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我与周某、王某、李买元在和家检查站会议室开会商议设立“小金库”。我提出,和家检查站开支这么大,很多开支无法在单位财务处理,要搞些钱不入账来处理这些开支才行。我就提出要周某具体负责联系物流公司,把钱收回来,交给单位财务管理。周某表示同意。(64)接着,我就安排罗峰负责管理“小金库”的账,又陈莉负责收支“小金库”的钱。】。
       总之,即便将和家检查站截留部分“月票费”资金用于设立“小金库”的财经违纪行为以犯罪论处,周某因不分管财务工作,无权决定单位财务事项,也非设立“小金库”的提议者和管理者,依法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其三,取消“月票”治超模式后,周某本人就路面治超中队长王某辉、刘志军等人以执法职权为筹码私下收取相关企业或车主 “保护费”而放弃对相关企业或车主(包括周某的宁乡车队)超载运输的查处行为,并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该《起诉意见书》称“2014年9月至2018年案发,分管治超执法的周某伙同中队长王某辉、刘志军等人滥用执法职权,采取选择性执法、钓鱼执法等违法手段,非法收受勒索长期超载超限晨练或相关企业的财物,并放纵超限超载行为,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并严重败坏执法人员形象和执法公信力,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同时,以周某挂靠宁乡运通公司为宁乡三泓建材公司2014.1至2018.10期间从涟钢运输水渣到宁乡的货车超载为指控的涉案事实【累计超限车辆38421台次,超载211273吨,应处罚金额12728.91万元,而实际缴纳的超载月票处罚金额为104.7万元,未处罚金额高达12624.21万元】。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1)就涉嫌滥用职权罪,该《起诉意见书》实际上是以娄星区治超办成立的时间点——2014年9月来分段指控的,前段周某与王某擅自决定采取“月票”治超模式代替治超执法,构成滥用职权;后段专指控周某伙同路面执法的王某辉等中队长以收取“保护费”的方式涉嫌滥用职权。对前段指控,如前所述,和家检测站实行“月票”治超模式并非周某、王某擅自决定,而是娄底市政府和市公路局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所做的决定,周某和王某均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在此不再赘述。(2)王某辉等路面执法中队长采取“选择性执法”,目的在于使所针对的企业老板给他们送好处(保护费),以换取他们对该企业超载车辆的放纵。——而这已经被公安《起诉意见书》列为他们涉嫌的“敲诈勒索”之犯罪事实。因此,下面主要就周某是否存在伙同放纵王某辉等中队长违法及《起诉意见书》单独列出的周某宁乡车队问题进行阐析。辩护人认为,在案证据依法不能证明周某就此构成滥用职权罪。
       首先,如前所述,王某辉、刘志军等路面执法中队长采取“选择性执法”之手段,背着周某私下非法收受勒索长期超载超限车两或相关企业的财物,并放纵超限超载行为(涉嫌敲诈勒索罪),周某与王某辉等中队长之间根本并不存在伙同/共谋的事实。——公安《起诉意见书》所列王某辉、刘志军、彭某等五名中队长一起涉嫌敲诈勒索的“五个中队长共同收取保护费”(33笔)+“王某辉、刘志军、杜刘三人共同收取保护费”(1笔)+“王某辉个人收取保护费(3笔)”+“王某辉与彭某勾结社会人员收取保护费”(2笔)+“治超队员收取保护费(2笔)”清楚地表明,所有路面治超执法人员在外执法过程中收取保护费放纵超载车辆或保护相关企业,并非与周某有合伙或共谋的关系。可见,监察起诉意见书关于“周某伙同中队长王某辉、刘志军等人滥用执法职权”的说法,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如果本案要追究滥用职权的问题,也只能追究王某辉等中队长背着周某私下收取保护费而放纵对超载车辆的查处的渎职责任。——但王某辉等中队长的该违法行为已被公安《起诉意见书》以涉嫌“敲诈勒索罪”移诉了,依法不能重复追诉。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如前(敲诈勒索罪名部分)所述,五名中队长共同收取相对人33起保护费的事项中,唯一一起与周某有关联的就是王某香两个采石场(世瑞采石场+西冲采石场)的治超问题,其他所有的收取保护费涉嫌敲诈勒索的事实,均与周某没有任何关联。然而,王某香就两采石场的问题,通过各种关系人出面找到周某,甚至试图以送钱的方式,都遭到了周某的断言回绝与拒绝。最后,王某香背后是通过找到中队长彭某,给彭某等中队长每年交了15万元的“保护费”才获得几名中队长的联合保护。可见,称周某伙同王某辉等几名中队长违法收取保护费,完全背离本案基本事实。——如把王某辉等中队长的违法犯罪责任强加给周某的做法,那显然有悖罪责自负的归责原则。
       无须讳言,周某作为分管治超工作的领导确实存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然而,客观来讲,各路面治超中队主要在外流动执法,本来有很大自主性,特别是,王某辉等所有中队长背后勾结在一起形成共同利益体,统一行动,利益均沾,共同违法,导致其违法违纪行为就很难被发现,各中队之间也完全失去了相互监督的功能。如此,包括周某在内的等领导成员的监督自然就很难到位和有力【公安卷3/7-8(周某笔录):彭某这个人,应该说治超办形成今天这个局面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的印象是彭某可以拉拢起其他中队长一起搞钱的,在王某香这件事情中,彭某的种种表现,我分析就是彭某在中间起了主要作用。//我只听到过我们路面执法组的人在路面执法过程中通过私放超载车辆收取红包的情况,但他们具体有没有收取司机或企业保护费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可以说,周某作为分管领导,完全被几名中队长架空和蒙蔽了。显然,公安《起诉意见书》就此存在一个有悖事实和法理常识的错误,就是把作为领导的监督不到领导责任与执法队员自己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混为一谈了。
       其次,作为和家检测站及治超办领导成员的周某,虽然存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但是并非故意放纵路面执法队员违法。事实上,涉案的周波/王某辉私下收取车主好处放行超载车辆都受到过相应的处罚/处理,并没得到袒护或放纵【公安卷3/85:2015年的时候,石小科当面和我讲过王某辉抓了一台超载车辆,司机给了他3000元,车子没办任何手续就给放掉了。我把这个事情直接向欧纲要报告了。后来,我们班子成员开会,决定把王某辉、周波调离路面执法组,调去稽查队了。】。治超办对私下收取好处放纵超载车辆的行为也都做出了相应的处分/处理,并不存在袒护放纵的问题【监察卷31/21(吴来生笔录):问:你在治超办任主任期间是否有执法人员受纪律处分的情况?答:有的。2014年时路面执法二中队长颜铸、队员周琼、匡传石和娄星区农路局的彭建军在联合执法过程中,收受货车司机送的2000元现金,未对超载车辆过磅检测就直接放行,颜铸、彭建军两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2018年5月,路面执法队员颜铸、刘新辉、刘振鹏、吴哲在巡查时,收受车主香烟即予以放行,事后撤销颜铸的副大队长职务,并予以通报批评和责令停职三个月,对其他大队人员也进行了处理。//2018年6月,路面治超队员聂进擅自将三台超限车辆所装碎石改成沥青,造成三台超限车处罚无法落实,事后对聂进予以通报批评,责令其回原单位停岗学习一个月,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等等】。
       此外,王某辉等中队长虽然在路面执法过程中存在收钱放纵超载车辆的严重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应因出现问题就对治超工作予以全面否定。事实上,治超工作也有一定的成绩和效果【监察卷31/22(治超办主任吴来生笔录):问:周某及他手下几名中队长是否正确行使职权?答:单纯从治超工作来讲,周某和手下的几名中队长在2018年中所查处的车辆及处罚金额比往年有大幅度地提升】。
      再次,在案证据表明,周某在周某宁乡车队运输车辆问题上,并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问题。
      一是,在2014.10治超办成立之前,周某宁乡车队和其他企业一样,是按照当时实施的“月票”模式执行的,如前所述,而这非周某个人的擅自决定,不存在周某个人构成滥用职权的前提构罪要件。
      二是,周某车队较少被查处,更重要的并非周某的关照,而系王某辉等几个中队长们私下收取了周某好处的结果。不可否认,周某与周某的私人关系较好,周某曾出面一起和王某辉等中队长接受了周某的请吃,这意味着有要几个中队长给予周某适当关照的意思,但是,周某从来没有要求王某辉几个中队长不予查处周某车队的事实。所谓适当关照,实际上也只是起到了各中队长没有特意针对周某车队查处从而向其放肆收取保护费的作用。事实上,王某辉等中队长背着周某还是向周某收取了好处费后,才出现周某车队被少查处的情况【公安卷10/163-164(曾庆智笔录:2018年6月份,周某请我、王某辉、刘志军、彭某、杜刘五人吃了一餐,他和我们说他们公司和涟钢签了个合同,每天必须把水渣按时拖完。他说车子老是因超载被我们抓,他总是胆战心惊的,他说公司每个月给他4万元协调费,他自己不要工资,只要点油费,我们领导、五个中队长、宁乡、湘乡、路政和交警都要协调,他说给我们每个中队长几千块钱一个月,要我们不要去查他的车子。在吃了饭后,周某给我们五人每人打了一个红包,我记得红包内是3000元还是4000元。2016年到2018年端午节、中秋节还送给几次钱给我。】。也就是说,周某车队被比较少被查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几个中队长背后私下收取其好处的结果。否则,即便周某说过适当关照的话,周某车队的超载车也会老是被几名中队长抓的。——这也印证周某完全是被几个中队长架空和蒙蔽的事实。
       不仅如此,周某在同王某辉等几个中队长接受周某吃请后,担心他们放纵周某车队超载。其后,周某发现几个中队长没怎么查周某的车,还亲自出马带队巡查【公安卷3/21-22(周某笔录):问:周某请你们吃饭和送红包后你们是否查过周某运水渣的车?答:这些中队长都觉得我和周某关系好,在工作中都没怎么去查周某的车子,我也知道这个事情了,因为怕别人讲闲话,我甚至还亲自带队去查周某的车辆,但是,没查到。】。特别是,周某组织的突查行动失败后,怀疑是王某辉等中队长有人通风报信,还特意暗地喊了当时参与治超办联合执法的交警宁鹏程单独采取了一次突查行动,而这次查到了宁乡车队超载车辆,并依法给予的处罚【注:该事实周某在讯问时说了,但办案人员不予记录。辩护人认为,该事实可以找宁鹏程警官予以核实。】。——这足以表明,周某完全没有放纵王某辉等中队长对周某车队的放纵的事实。
       由此可见,作为治超办分管领导的周某,即便是对和自己私人关系不错的周某车队的超载车辆也不存在授意或指使几个中队长放纵的问题。
      三是,周某实际上很少出面给周某车队被查到的超载车辆说情的。周某车队车子以前一样老是被查处,但多年以来周某也只是出面过两次,其中,一次(2018.2 曾庆智中队查获)是违反程序——车子没过磅就扣到了民富停车场【公安卷10/163】,这次没有做处罚。另一次(2018.5周波中队查获),共五台车,也是没过磅就直接扣到民富停车场的,但是该次还是做了相应的处罚【监察卷40/94】。其他被查处的,基本都是做了处罚的,如有没处罚的,周某也是找王某辉等几个中队长私下给好处放行的【监察卷40/94(周某笔录):2018,7-8月的一天,我侄儿王惠拉了一车石子在娄星区小碧浪坪被王某辉他们中队扣押了。至少要罚10000余元,要我帮他找王某辉讲好话把车子放了。后王惠给了我5000元,我找到王某辉送了5000元钱,说是给他和他中队的兄弟们的辛苦费,要王某辉把王惠的车子放了算了。该5000元王某辉没有开罚单】。——毫无疑问,周某车队被查处的超载车辆,绝大多数是依法做了处罚的。如存在没有做处罚即放行的,基本都是他在周某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找路面执法中队长们处理的。在案证据表明,周某曾给周某被查超载车说过两次好话,其中一次也做出了处罚,不可能造成重大损失,因而不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犯罪。
       总之,周某虽然存在对路面治超中队长执法存在监督不力的问题,但是,其并不存在与王某辉等中队长合伙为收取保护费放纵超载车辆的问题。即便是周某车队,不论在治超办成立之前执行“月票”模式,还是在之后较少被查处,均非周某个人擅自决定或滥用职权导致的。《起诉意见书》称“周某等人又以收取“保护费”的方式放纵超限超载的行为,导致数以万计的运输车辆超载超限未被依法查处”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以此作为指控周某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前提性构罪要件,完全不能成立。
      此外,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该《起诉意见书》以数以万计的超限超载车辆未被依法查处,应该收到的巨额处罚金额作为指控周某构成滥用职权罪的结果要件(重大损失)【比如,以在涟钢调取的运输水渣车辆及费用数据,统计出宁乡三泓建材公司自2014.1—2018.10期间,超限车辆38421台次,超载211273吨,进而按湖南最低处罚值计算,应处罚12728.91万元,扣除实际缴纳的超载“月票”处罚金额104.7万元,未处罚金额12624.21万元】,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是,不能证明所有在涟钢拉水渣的货车都是周某车队的车。二是,不能认定所有拉货的车都是超限超载的。三是,没有考虑2014—2018年期间因班子成员分管工作分工和分管的问题,实际上2014.6-11+2018.3-10期间,治超业务工作并非周某而系王某【监察卷19/6(王某供述)】。四是,即便计算方法和数据没有错误,但是这些拉货的车客观上并不可能都必然被治超办路面执法中队查获,因为路面执法中队不可能24小时守在涟钢大门口,对所有涉嫌超载的货车进行查扣、检测和处罚。而且,假如治超中队人员24小时守住涟钢大门,那么拉货的车还会再进去拉货吗?即便进去拉货的,也绝对不会超载出来让你抓!被守在涟钢里面的货车也是。——也就是说,该《起诉意见书》是以一个在现实世界不可能发生的理论上的极限数据,作为指控周某涉嫌滥用职权犯罪的一个结果构罪要件(重大损失)。——可见,《起诉意见书》不仅数据统计方法错误,将没有实现或不可能实现的处罚金额作为现实的国家罚款收入的损失,进而认定为滥用职权的重大损失——构罪结果要件,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无罪判决案例(附后)】。
      至于监察《起诉意见书》还以2016年9月多家媒体报道娄星区治超办执法人员长期收取“好处费”私放车辆的行为,被指为“路贪路霸”、“雁过拔毛”,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作为滥用职权罪的“重大损失”的一种危害结果。不可否认,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可以作为滥用职权罪的结果构罪要件,但是,造成这个恶劣影响的事项是执法队员背后私下收取相关企业和车主好处费(保护费)+私放超载车辆造成的,其责任主体是王某辉等几个路面执法中队长,而非被几个中队长架空及蒙蔽的周某。对此,周某充其量就此只能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监督不到位的责任。
      最后,需要提请司法机关注意的是,本案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是在案王某辉等五名中队长及证人的笔录显示,办案人员几乎都存在特意针对周某问及周某个人工作和生活作风。特别是,在说到周某排挤打压单位班子成员问题及中队长背后收取相关企业“保护费”的责任问题上,还存在串通一气,做虚假笔录,给周某泼污水,推责给周某的现象。——比如,彭某与杜刘关于指证周某排挤欧纲要、匡玉平的说法两段笔录雷同【监察卷12/48-12/76,杜刘与周波关于他们执法不公和收取“保护费”的影响的说法整段笔录雷同,连错别字(“受保护费”/“给党的抹黑”)都一模一样【监察卷12/77-78-12/88-89】。——显然,办案人员该做法目的在于将周某在笔录上打造成一个恶人,将路面执法中队长背后私下收取保护费放纵超载车辆的责任强加给周某
     
四、监察《起诉意见书》移诉周某涉嫌的共同贪污,事实存在,但不宜以犯罪论处。
      首先,2012-2014每年春节前和家检测站从单位“小金库”资金里拿出4万元以“协调补助费”名义每人补助1万元,数额小,情节轻微,实际属于财务违纪行为。而且,和家检查站设立“小金库”事项,后经娄底市公路局调查处理,所有资金全部上缴市局财务。
      其次,当时分管财务工作的是站长兼党支部书记——熊某,显然,该事项的主要责任人是熊某,而监察机关对熊某及另一班子成员李买元(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均没有立案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举重以明轻”之司法原则,对熊某、李买元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对周某(包括王某)更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总之,即便将和家检测站四班子成员三年共违规发放补助共12万元事项以贪污犯罪论处,也因该事项情节轻微,主要责任者没有追究刑责,对次要责任者周某(包括王某)不应追究刑责,恳请检察机关依法对周某(包括王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五、监察《起诉意见书》移诉的周某涉嫌受贿(共10.5万元),所列具体事实中部分存在不实,部分定性有误。
       就周某涉嫌受贿问题,《起诉意见书》列出了5起:(1)收受石小科所送4.5万元+三张购物卡共6000元;(2)周某因在和家检测站购“月票”送2万元+因协调周某亲戚车冲关被公安立案事项送4000元;(3)王艳民富停车场王艳三年所送红包共1.3万元+5000元(停车场报账);(4)收受邵良平三年所送红包共1万元;(5)收受曾向阳所送红包2000元。就所列涉嫌受贿的问题,辩护人在会见过程中与周某本人进行了核对,其中具体事实部分不实部分定性有误
       一是,关于第一起收石小科的4.5万元+6000元购物卡的问题
       周某本人反复强调,石小科为金惠物流公司在和家检测站买“月票”事项是石小科拿着市政府领导批示再找到和家检测站提出要求,且经班子成员集体研究决定的,不存在送4万元给周某个人的可能和必要。而实际情况是,石小科约周某和彭某一起合作一笔河南车队运输业务(提取50元/趟的费用),周某负责找车队,只是当时没写书面合作协议,当时石小科、彭某说没结算一次,就给他一次利润,三次总数是4万元。而且合作运输业务的车是先在和家检测站经班子成员一致同意购买了300元/月的“月票费”的【监察卷4/58】,不存在三人分应该交而没有交的“月票费”的可能。可是,石小科与彭某的笔录都做成是分的“月票费”了。对此,恳请检察机关对该笔费用的性质进一步核查清楚。
       此外,一个5000元是周某在他家玩牌时,身上没现金,借了5000元打牌,只是该5000元还没还给石小科。另外,6000元购物卡,完全是配合办案人员做的假。周某表示,对该5000元和6000元购物卡,他愿认了
       二是,关于周某的2.4万元的问题:周某反映,周某在和家检测站买“月票”并非周某个人决定的,和其他企业一样均系班子成员集体研究决定的,周某不存在给他个人2万元现金的可能和必要,其供述笔录也完全是配合办案人员的设计做的虚假事实【在案笔录情况: 2018.11.29周某笔录均无给周某2万/1元的内容(监察卷40/89);2018.12.28周某笔录有2014年底和周某在王家小区吃晚饭后在车上给1万元(监察卷11/91);2019.1.2周某笔录,2014年底吃完饭后在车上给1万元(监察卷11/119);2019.1.28周某笔录第一次出现:2013年底,和周某吃饭之前,在车上周某给周某2万元(监察卷4/42);2019.1.29周某笔录:2013年底给周某2万元(监察卷11/128-129)——周某2019.1.29-2013年底给2万元的说法,是在周某2019.1.28第一次笔录出现2013年底给2万元的笔录的第二天做的,而周某此前笔录要么完全没有这样的内容,要么是2014年底给1万元的说法。——这足以说明,办案人员为周某设计好后,再把周某之前的说法改成和周某的说法一致,显然,存在证据作假的重大嫌疑。】——对该笔2万元的事实,恳请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清楚。
       关于周某为其宁乡一亲戚车子冲关被警方立案事项的协调,送给周某4000元费用。对此事实,周某本人予以确认。
       三是,关于收民富停车场老板王艳2015—2018年红包合计1.8万元的问题【2015中秋节红包1000元+2016/2017年端午节、中秋节每次红包2000元+2016-2017春节每次红包2000元+2015停车场补贴款结算5000元)】:周某表示,原供述的几年按规律过年过节收的红包,都是配合办案人员做的不实记录,但他愿认了。只是对其中说因报账的事情送的5000元的这笔,还是恳请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清楚。
       四是,关于收邵良平的四次红包共计1万元(一次4000元+3次每次2000元)的问题:周某表示,邵良平确实送给一次2000元的红包,但是他是拒收了的。其他笔录都是配合办案人员的设计做的不实笔录,但是他愿认了。
       五是,关于收曾向阳2000元红包的问题:周某表示,该2000元数额不实,实际是曾向阳曾请和家检查站班子成员一起吃了顿饭,并每人打了一个800元的红包。但对指控他收的该2000元红包,周某愿意认了。
        对于涉嫌受贿及整个案件的调查的问题,据了解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存在不实事求是,甚至涉嫌虚构事实等严重违法行为【见周某自述-附后】,只是周某为不想因此而影响对其态度的认定,除石小科的一笔4万元+周某一笔2万元+王艳一笔5000元,恳请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清楚以外,其他4万元红包均愿认了
此外,就涉案的红包金额的性质,辩护人认为,这些所谓过年过节所送小红包礼金,即便都是真实的,每次金额基本没超过2000元的,在法律性质上,实际上属于违纪行为,并非犯罪。多次违纪,也还是违纪性质,不应升格为犯罪性质。——这是对事实与行为的法律性质/法律责任分类的基本法理逻辑。就像多次行政违法,也只是行为违法,而不能多次行政        违法加起来就改变其法律性质,而是犯罪,进而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如果一个请托人因某事项,多次送某国家工作人员红包的情形,那可依法累计红包总数金额,如达到受贿犯罪起点标准(3万元)时,可以受贿论罪。
       最后,恳请检察机关在进一步核查事实真实情况后,对周某涉嫌受贿的金额做出一个符合法理常情的正确认定。
       此致
双峰县人民检察院
                          辩护人: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革联
                                   2019年7月18日
 
:1.“月票”治超模式无罪案例资料。
2. 周某自述材料(复印件)。
3. 办案人员涉嫌串通各中队长指证/推责给周某笔录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