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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律师

长沙杨某涉黑案一审辩护词

时间:2021-03-13 23:30:02

杨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案
刑事辩护词
【按语】该案系涉黑案,当事人杨某被列为第二被告人(积极参加者),除涉黑罪名外还指控了四罪名,公诉量刑建议为11年。最后通过辩护人的努力,当事人杨某认定为涉黑组织一般参加者,从第二被告改到第6被告,且去掉敲诈勒索罪名,量刑为5年6个月。这个结果系本案当事人中辩护效果最好的,对此,家属比较满意。
作为杨某(第二被告人)的辩护人,我们在仔细研读全案证据资料+认真听取杨某就涉案事实情况的反映,特别是全程参与法庭主持的庭审活动后认为:(1)无论宋某(第一被告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否成立,杨某均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2)所控杨某个人的四项犯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中的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依法不能成立。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酌采纳。
第一部分 关于涉黑组织犯罪的辩护意见
宋某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系宁乡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宁乡市公安局先后出具的两份《起诉意见书》【宁公(刑)诉字[2019]0732号】(2019.8.26)/【宁公(刑)诉字[2019]0772】(2019.9.5)均认为杨某并不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且宁乡市人民检察院批捕时也没有认为杨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然而,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长岳检刑诉[2020]285号】(2020.4.24)却给杨某贴上了涉黑标签,并认定被告人杨某系积极参加者。辩护人认为就涉黑犯罪而言,宁乡市公安局+宁乡市人民检察院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岳麓区人民检察院加于杨某的涉黑罪名是错误的,杨某并非所控宋某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或其他参加者
本案《起诉书》认定:2008年底,宋某(2008.7.19刑满释放)纠集被告人周兵、周旭等人在宁乡县“通程酒店”内开设赌场组织他人“斗牛”赌博,……,以被告人宋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即初步形成。——也就是说,控方认为宋某系在2008年底开始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考察自2008年开始杨某到底参与了宋某该涉黑组织的哪些违法犯罪活动。对此,在案证据及本案《起诉书》表明:
一是,杨某不仅没有参与所控标志着宋某涉黑组织初步形成的开设赌场犯罪活动,而且自2008年以来直至2019案发,10余年以来也从没有参加过所控涉黑组织实施的任何犯罪活动。本案《起诉书》所列“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表明,该组织实施的犯罪活动共有8项,杨某自始至终没有参与过其中的任何一项犯罪活动。
二是,杨某没有参与过所控宋某涉黑组织的任何违法活动。《起诉书》所列宋某涉黑组织的共11起组织违法行为,虽然有1起(第7起)与杨某有关,但是,该起违法行为:一是,发生在2010年10月,到本案联时(2019.2)已经过去8年8个月之久,明显已过追诉时效(治安违法行为追诉期间为6个月)。二是,法庭调查与在案证据表明,宋某带多人赶到医院并非杨某本人或安排他人喊来医院的。当时,杨某得知杨永飞在歌厅被人砍伤后立即赶到现场送伤者杨永飞去医院途中电话告知了叶强,而叶强随后喊了多人赶到现场准备找凶手邱江南进行报复。在这个过程中,同宋某一起在酒吧喝酒的陈建成接到一个电话,误以为是杨某被人砍伤到医院了,于是带多人赶到医院后,见不是杨某受伤后即离开回去了【卷4/P44(宋某笔录)】。随后,歌厅老板黄七找到杨某愿意赔偿医药费用,且王栋从中协调,杨某也就劝阻伤者一方,不要继续找邱江南采取报复行动了【卷6/P65-68(杨某笔录)】。——可见,杨某电话要叶强及叶强带多人赶到现场准备报复邱江南的违法行为,与宋某带多人赶到医院的违法行为,是两起各自独立的违法行为,既非杨某纠集了宋某等多人的违法行为,也非杨某参与了宋某纠集多人的违法行为,需依法各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是,杨某自2006年开始从事工程项目业务,与宋某2008年出狱后至2019年案发期间所从事经营的所有经营项目,既没有任何合作合伙关系,也没有任何人-财-物的互帮互助的关系。在案证据表明,宋某2008年出狱后年底即开始纠集周兵/周旭等在通程大酒店内开设赌场,2009年投资皇家贵族KTV,2010开始放高利贷,2012开始经营沙场,2013年开始做农田复垦项目,2015开始设立“宋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从事追债业务,在老家八家湾修路建房等项目,2017-2018从事房地产项目土方工程。——宋某所有这些经营业务,杨某均没有参与过任何合作,也没有提供过任何支持和帮助。相应地,杨某自2006年以来开始从事一些工程项目施工业务,宋某也从来没有介入或提供过人-财-物的支持。
此外1990年杨某高中毕业即入伍在成都军区当兵,1993年12月退役,1994年分配到宁乡县人民医院保卫科工作。1997年停薪离职,先后和妻子开设服装店/玉石工艺品店,2006年开始从事工程项目业务。但杨某一直还是宁乡市人民医院的正式职工,并非起诉书所称的无业游民。无需讳言,杨某好喝酒,少年习武,喜欢交友,法律意识不强,性格有点急躁,在日常生活中容易与人发生冲突而违法(比如,喝酒驾车发生冲突打架,为母亲追债非法拘禁,因好打猎非法持枪)。但是,杨某在部队服役期间多有立功受奖,在当地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捐助活动,为人与口碑较好,并非为非作歹之徒。
综上所述,杨某自2008年宋某出狱即开始发展自己的经营业务以来,无论在违法犯罪活动,还是合法业务经营过程中,与宋某没有任何交集,依法不可能成为所控宋某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
在此,需要对可能把杨某与所控宋某涉黑组织挂钩的相关事项予以澄清说明几个问题:
一是,1988年当时年仅14-15岁的在初三学生——杨某出于朋友义气与宋某等共10人同学结拜过兄弟。当时的10人,按年龄大小,许国良排第一,系大哥,宋某排第六,杨某排第十。显然,这样的活动并不构成违法,也不是非法组织。假如以此作为认定涉黑成员的依据,那么许国良等8人也不成了涉黑组织成员了?因此,依法不能以32年前的10名未成年中学生结拜兄弟的事情作为认定杨某参加了所控宋某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依据。
二是,如前所述,2010.10准备向邱江南寻仇的违法活动并非杨某参与宋某组织的违法活动。虽然可以认定宋某纠集多人赶到医院的行为系一次违法活动,但不能反推系杨某参与了宋某该组织的一次违法活动。——根据《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15纪要》)规定,即便对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后仅参与少量情节轻微的违法活动的,也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举重以明轻,显然,对没有参与过宋某该涉黑组织的杨某的违法行为更不能作为涉黑犯罪处理,何况该违法行为还不是参与宋某涉黑组织的违法行为。
三是,法庭调查表明,所谓杨某与宋某之间“关系密切”,无非就是杨某与宋某等共10人在学生时期结拜过异性兄弟,所以一直保持兄弟友情,平时偶尔在一起吃饭/喝酒/唱歌,仅此而已补查卷1/P13-14(宋某笔录)问:这些年来杨某给过你些什么支持?答:我们从很多年前认识且关系一直很好,这些年在一起就是吃饭喝酒、打牌,但是在做事赚钱这一块,一直都是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我也从来没有借过他的钱,他也没找我借过钱。但是,杨某在我那帮老弟面前都是很有威望的,他们也是尊称杨某为“湘哥”,如果杨某喊周兵或周旭出去做什么事,可以不通过我,杨某下面的叶强、“大飞”、“亮东瓜”也是很尊重我的,知道我和杨某是结拜兄弟。毫无疑问,平时朋友之间一些的吃吃喝喝及娱乐活动,不可能成为认定共同犯罪的依据。比如,张三与李四小时候玩得很好,成年后一直关系不错,常在一起吃吃喝喝,但是不能因为李四开公司搞非法经营,就把从没参与李四非法经营的好朋友张三也认定为李四非法经营的共犯
四是,杨某与宋某在2000年左右因经营蔬菜(黄瓜+包菜)而犯罪,但当时都已经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显然,20年前的宋某也没有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因此,这也依法不能成为认定杨某参与所控宋某2008年以后的涉黑组织犯罪的依据。
此外,宋某涉黑组织的主要成员也可印证杨某并非该社会组织的成员的事实。我们从周兵的供述即可以看出杨某并非宋某涉黑组织的成员【补查卷1/P31-32:问:宋某的团伙有哪些人?答:2009年到2012年,这段我和宋某走的比较近,当时宋某的老弟有我、宋红灿、周旭、刘意鹏、黄铁征,我们这几个人经常和宋某在一起,跟着宋某混。问:杨某的团伙有哪些人?答:我只知道有杨永辉、叶强、华几把等人跟杨某混的,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具体关系。问:宋某的团伙与杨某的团伙之间有什么关系?答:这些人相互之间都认识,但平时没有玩在一起,也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犯罪的事问:杨某与宋某之间的关系如何?答:杨某是宋某的兄弟,一直关系比较好,经常在一起吃饭/唱歌,搞娱乐活动。问:杨某是否向宋某的团伙提供经济支持或者人力支持?答:我只知道杨某和宋某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我不清楚是否向宋某提供过经济支持。宋某自己的一般老弟,做什么事一般都是自己调人,没有向杨某要过人,杨某也没有介绍过人给宋某做老弟,应该没有向宋某提供过人力支持问:宋某团伙与杨某团伙的人员或经济方面是否存在融合交叉或相互参与的情况?答:杨某和宋某经常在一起,也常和我们一起搞娱乐活动,但是没有叫宋某或其老弟去帮过忙,宋某也没有找杨某的团伙成员帮过忙。经济方面的情况我不清楚,我的印象中宋某于杨某之间没有经济往来。】。
总之,本案杨某与宋某的关系,除了基于学生时代结拜兄弟的情谊,成年后平时一起吃饭喝酒娱乐活动外,与宋某没有违法犯罪及合法经营业务的任何交叉或互助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表明,如果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找不到可以对应的位置,就说明被告人与该犯罪组织没有从属关系;如果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某一成员之间没有服从与被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刑事审判参考》第1152号案例:陈垚东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因而依法不能认定杨某系宋某涉黑组织的成员。
需要指出的是,2019年3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回应一些地方对“扫黑除恶”下指标问题时强调:“逮捕的时候,必须弄清楚,不是黑社会的,就不能按照黑社会批捕。不是这个犯罪,就不能按照这个罪名起诉。这是我们检察机关能够做的,这很重要。”不久前中央召开的一期扫黑除恶专题调研座谈会,也明确指出当前要重视防止六种苗头性问题”。其中第一种苗条就是“随意定性、乱贴标签”。2019年7月18日,最高检再次重申坚持法治原则,既不能降格也不能拔高,对涉黑犯罪的认定,必须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
总之,本案侦查机关及侦查监督机关根据杨某涉案事实,认为其并非宋某涉黑组织的成员完全正确。辩护人相信在法庭调查/举证质证/辩论后,作为法律人我们至少内心确信杨某并非所控宋某涉黑组织的成员,之所以杨某被贴上涉黑标签,显系案外因素的干扰所致。同时,辩护人期待并相信法庭能够坚守法治原则与立场,依法摘掉错戴在杨某头上的涉黑帽子。
第二部分 关于个人犯罪的辩护意见
一、所控杨某“多次随意殴打他人”,依法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起诉书列出2011-2017年期间杨某共4起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分别是:(1)2011.5.27酒后移车在金都海鲜城因车发生刮擦与酒店保安(喻国华)发生争执,导致保安受伤(轻微伤)(2)2011-2012期间与李青龙等人在青年酒店门口因停车问题与酒店保安(刑昌志)发生争执,李青龙殴打保安(无伤);(3)2014.11.24杨某(喝酒)与周宁辉(驾车)因贺勇驾车不让道发出冲突,杨某殴打姜定坤(无伤),周宁辉殴打司机贺勇受伤(轻微伤)(4)2017.10杨某与朱洪志因争揽工程发生争执,后双方在去派出所的路上发生扭打(无伤)。
就该四起违法行为,需要分别予以说明的是:
(1)关于喻国华受伤事件:杨某就因移车引发致伤喻国华的事项,系日常生活中偶发的矛盾引发,并非无事生非,而系事出有因,杨某只是随手摔开撮箕时不慎伤到了喻国华,也并非针对喻国华的伤害,且情节轻微,依法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同时,事后主动积极赔偿,公安机关已做调解处理,且违法行为过去10年之久,依法不应为给杨某贴上涉黑标签而再翻出来重新处罚。
(2)关于刑昌兵被殴打事件一是,当时在场的酒店股东之一的贺建兵证明,杨某并没有动手殴打刑昌志【卷3/P53:当时我到酒店门口,就看见杨某和那个“东北虎”下车来,那个“东北虎”就上去抓住我酒店的保安刑昌志的肩膀,东北虎就用膝盖顶刑昌志的下身肚子等处,东北虎用膝盖顶了刑昌兵几下后,刑昌兵没有还手之力,脸都变成惨白色了,那个东北虎才放开手,站在一旁的杨某虽然没有动手打刑昌志,但东北虎应该是受了杨某的指使才去殴打刑昌志。】。至于所谓殴打昌志的人是受杨某的指使,也只是贺建兵个人的猜测而已,没有任何证据佐证。而且,据杨某说他当时已经去酒店大厅里了,并没有在现场,自己都不知道是谁殴打刑昌志【卷三/P59:问:你们在发生争执的过程中,是否动手打了对方酒店的保安?答:我当时喝了酒,过程记不清楚了,而且我的车停在酒店门口后,我先下车去了酒店大厅,可能是这时候李清龙打了对方几下,所有我没看到。问:对方保安有没有受伤?答:应该没有受伤。因为这个事基本上没有提起过,李青龙也没有和我说过这事。后来我出去时候,我又看到那个保安站在那里指挥交通。】。二是,刑昌志关于其被人(杨某车的驾驶员)顶了肚子时痛得跪倒在地上,其他人还用脚踩踢他的说法,与贺建兵的说法相矛盾,也无其他任何证据佐证,依法不能认定。而且,据杨某笔录称当时的车并非杨某本人驾驶,而系李清龙在驾驶【卷三/P58】。——这足以印证贺建兵关于杨某没有殴打刑昌志的说法。三是,刑昌志虽然被人殴打了,但没有受伤,更无伤情鉴定意见【卷三/P64(贺建兵笔录)“当时刑昌兵痛得脸都变白了,后面我过去问刑昌志有问题没有,他说没问题,当时我要送他去医院,刑昌志讲不要去医院”】。——总之,就2012年宁乡城市青年酒店保安刑昌志被人殴打的事情,因时间久远,现已无法确认到底是谁殴打了刑昌志,但可以确定的是杨某并没有殴打刑昌志,也没有指使他人殴打刑昌志。
(3)关于贺勇被打伤事件:晚杨某/周宁辉(2017年死亡)因行车问题与贺勇发生冲突,周宁辉殴打致伤贺勇,杨某殴打了姜定坤,事实存在,但是贺勇的伤情属于“轻微伤【卷三/P86-87】,姜定坤没有受伤【卷三/P99(姜定坤笔录):2014.11.24.22:30,我朋友贺勇开他的红色本田车载我一起从八一路往豪德反向走,到了八一路与一环路口等红路灯时我们停在右边车道,后面一辆路虎从鸣喇叭。…我下车后看到贺勇被打倒在地被打了几分钟,有三个男的把我拖在一边并打了我头部。//P71(杨某笔录):对方驾驶员是周宁辉打的,副驾驶是我打的,驾驶员受了伤,副驾驶应该没什么伤。】。而且,该事情经玉潭派出所当时已做调解处理了。
(4)关于殴打朱洪忠事件:杨某与朱洪忠因承包宁乡城市东街保温工程事项而发生冲突,与朱洪忠发生扭打,事实存在,但是双方没有受伤。
可见,起诉书所列该4起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实际上第二起邢昌兵与第三起贺勇并非杨某殴打的,且第一起和第三起当时均在派出所主持下调解处理好了,即便没有处理,也都早已过追诉时效。——也就是说,就自2011年以来,杨某涉案的4起殴打他人的事情,现有证据只能证实2011年致喻国华轻微伤,2014年殴打了姜定坤,2017年殴打了朱洪志;2012年没有殴打刑昌志。——显然,杨某的行为并没有“致一人轻伤或致两人以上轻微伤”,也无“两年内3次以上”殴打他人之情形,也即无“多次随意殴打他人”之情形【《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规定:《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至第四条中的“多次”一般应当理解为二年内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三次以上。】。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8号 )之规定, 杨某的上述涉案行为依法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二、杨某就债务人方贺敏支付1万元给收债人胡某之事项,只是受贺敏方之托出面从中协调,且并无威胁等强制行为,也无任何非法侵占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依法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其一,胡某系债权人——宁乡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受托收债人。在案证据表明,2012年5-6月份,鸿美酒店的老板贺建兵在宁乡农商银行贷款500万元,当时贺建兵之子贺敏找了宁乡中小企业担保有限作为贷款担保人。贺建兵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一直没有还款【卷7/28(贺建兵笔录)】。而胡某系接受宁乡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委托的收债人(约定收回债权金额的25%作为胡某的收债报酬费用)【卷7/2(胡某笔录)】。
其二,胡某在收债过程中并没有采取威胁等过激等违法行为【卷7/29-30(贺建兵笔录):问:胡某到你们酒店要债,都有些什么行为?答:胡某过来就是找我要我还钱,也没有出具什么委托,他来酒店也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就是天天坐在办公室,还讲自己以前杀过人坐过牢,用这些话语来威胁我。】。——胡某虽然在贺建兵面前说自己曾因故意杀人罪坐过牢,但这只是说了一个客观事实,显然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威胁
其三,杨某只是受债务人一方的朋友之托才出面做协调工作的,并非追债人胡某找来帮助其收债的人,且与双方均无利益关系。在案证据表明,杨某系贺敏托玉潭派出所姜所长找其出面做胡某的工作时才知道胡某在替他人找贺敏家收债【卷6/39(杨某笔录):2016年11月左右,我接到玉潭派出所姜所长的电话,他在电话里问我胡某是不是我的小弟,我说是的。他又问我:贺敏你也认识噻。我讲:认得呀。姜所又讲:最近胡某在找贺敏接账,贺敏也是好人,只是做生意亏了,你去跟胡某讲一下看。我就答应姜所:好的,我去问一下。之后,我就打电话给胡某问他是不是在接贺敏的钱,他说是的,是贺敏欠了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钱。】。——实际上,杨某出面协调的初衷系受托帮助债务人贺敏一方解决被胡某追债的问题,系纯粹基于与债务人方和收债人都是熟人朋友的这一便利条件,才介入协调的,与双方任何一方都不存在利益关系。
其四,杨某介入协调的目的是想要胡某不要继续帮他人收该笔债,双方见面协调,也是在胡某不同意放弃收债的情况下,杨某主动向收债人胡某发出约请的,而且整个协调过程气氛平和理性,无任何威胁性话语出现【卷7/03(胡某笔录):后来杨某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在找贺建兵收账,我回答是的,杨某要我算了,不去收了我不同意,杨某就要我去御湘樽,他喊了贺建兵的儿子贺敏一起谈下。我就到了御湘樽一楼,接着贺敏过来了,我向贺敏和杨某讲,现在没有钱,无法过日子。杨某就对贺敏讲,讲我现在确实没有钱,要贺敏给一万元钱给我,要我也不要去找贺建兵了贺敏说算是赞助一万元给我,要我不要去找他父亲了,我也同意了。贺敏说他微信里只有5000元,先给5000元,剩下的5000元等他有钱了就会给我,我同意了。】。
其五,杨某就协调工作及贺敏支付1万元费用给收债人胡某之事项,始终没有任何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动机和目的。——也就是说,杨某无任何敲诈他人钱财的恶意和犯意。事实上,胡某所收的贺敏给的1万元费用,也没有给杨某一分钱,杨某也没想过要胡某给他一分钱。特别是,在贺敏支付了5000元给胡某后,因妻子生小孩缺钱一直在催问另外的5000元时,杨某自己还给了胡某5000元生活费【卷6/P63:问:你为什要给胡某5000元?答:一是因为贺敏通过姜所长(姜斌)找了我帮忙,我看在姜所长的面子想帮贺敏处理好,不想让胡某继续去骚扰贺敏找他要账了,二是胡某跟我讲他老婆要生小孩没有钱,胡某本就是跟我关系好,他家里的事我也要支持。】!而且,杨某对贺敏后来是否给了胡某剩下的5000元,都是不知道的【卷6/40(杨某笔录):后来听胡某说只给了他5000元,他说还要去找贺敏要剩下的5000元,后来胡某从贺敏那里总共得了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他们没吵了我就没过问了】。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贺敏之所以给付收债人胡某的这个1万元,其目的是让胡某放弃替他人对该笔500万元债务的追讨,而且后来胡某也放弃了帮他人追讨该笔债了。胡某与贺敏约定对该给付该1万元的事情不告诉债权人,胡某也没有报告给债权人。——显然,这对委托人(债权人)来说,意味着胡某是在履行受托事项的过程中私下收取债务人的好处费,即似乎带有贿赂的性质。然而,这对胡某来说,该1万元意味着就是其因放弃一笔收债业务,贺敏给付的对价。因此,不论是贺敏所说的算是“赞助费”,还是胡某所说的算是结账“辛苦费”,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依据,但是,胡敏放弃收取该笔债务,意味着他没有从该笔收债业务中可能获取佣金报酬的机会了,而其在追债过程中,还是花了一定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的(有时喊了两三个朋友一起追债)。——可见,就贺敏给付胡某该1万元,不论是以什么名义,实质上就是贺敏与收债人胡某之间的私人利益交换关系问题,只要没有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并不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
综上所述,胡某收取贺敏给付的1万元费用,实质系债务人与追债人之间的私人利益关系的问题,且杨某的角色系受债务人贺建兵方之托而介入做了协调工作,而非受胡某之请,杨某始终不存在任何非法占用他人财物的恶意和犯意,同时整个协调过程并不存在任何暴力/胁迫的情形,因而杨某依法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最后,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坚守司法职守,依法严格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依法对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作出无罪的公正判决。
此致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马革联
湖南言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辜志珍
                           2020年7月17日